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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丨“我是电竞选手，不是网瘾少年”******
中新社北京2月2日电 题：“我是电竞选手，不是网瘾少年”
作者 金旭 徐文欣
从小众狂欢到大众竞技，中国电竞20余年来不断打破偏见和壁垒。
2001年，中国选手马天元和韦奇迪在WCG星际争霸2V2项目中拿下中国电竞的首个世界冠军。彼时，电竞还只是小众的存在，无法与传统体育项目相提并论。
2016年，中国战队Wings在第六届DOTA2国际邀请赛上夺冠，全球游戏迷对中国电竞充满敬佩和向往；2021年，EDG斩获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冠军，引起一片沸腾。在主流赛事的推动下，中外电子竞技的交流和互动愈发密切。
电竞选手如何逐梦？电竞如何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中国电竞发展现状如何？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邀请中国互联网协会电子竞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杰、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院长陈京炜、《王者荣耀》职业选手曹志顺(游戏ID：久诚)、意大利华裔《英雄联盟》职业选手赵志强(游戏ID：shad0w)展开对话。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电竞不等于打游戏来源：中国新闻网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电竞入亚”，如何撕掉偏见标签？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电竞与玩游戏的区别是什么？
陈京炜：电子竞技不等于打游戏。冠军是电竞选手的目标，快乐则是游戏玩家的追求。电竞选手在比赛中体现出来的勇往直前和无所畏惧与竞技体育精神相通，它们跨越文化，激励着一代代中外青年。
李杰：电子竞技与打游戏有质的区别。电竞选手为了胜利日复一日地刻苦训练、解读比赛；而打游戏则是生活的消遣、娱乐。可以说，电竞是小众的竞技，大众的娱乐。
中新社记者：电竞已成为杭州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两位职业选手怎么看待“电竞入亚”？
shad0w：对电竞人来说，“电竞入亚”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是电竞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代表着电竞正式被主流接纳，电竞选手的社会认可度也随之提升。
久诚：“电竞入亚”后，电竞项目所获得的奖牌将计入国家奖牌榜，这代表电竞选手有了为国出征的机会。如果能够在亚运会取得成绩，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将成为一份荣誉。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将因此关注电竞，一些商业机构和企业也将加入，带动整个行业“出圈”。
电竞青年，如何“玩到点子上”？
中新社记者：久诚和shad0w是如何与电竞“结缘”成为职业选手的？在电竞俱乐部中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shad0w：我接触电竞之初，算是个“网瘾少年”，父母反对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了证明给他们看，我去追寻我的职业梦。他们开始会担忧我的经济状况，害怕我维持不了自己的生计，但我用行动告诉他们，职业电竞也可以成为一份事业。后来，父母看到我的成绩，也开始慢慢支持我。
俱乐部的生活比较单调，除了睡觉、吃饭、洗漱，基本所有时间都在进行高强度训练。
久诚：我的经历和shad0w大相径庭。我家中是做电脑生意的，所以从小就接触电子产品，家人也常带我玩游戏。在游戏中，我遇到职业选手，他们会为我介绍比赛和职业生活，我发现这与我的梦想十分契合，于是开启了职业生涯。
中新社记者：电竞是吃“青春饭”的行业吗？
久诚：我认为不是说年纪小就能打出成绩，也不是年纪大就打不出成绩。电竞考验的是选手的脑力和反应能力，如果能及时预防和治疗职业病，在保持良好作息和健康生活的情况下，选手也能在30岁甚至40岁时保持竞技状态。
李杰：年龄并不是限制，国家规定职业选手必须年满18岁。虽然随着年纪的增大，动作反应能力会逐渐下滑，但对选手来说，通过合理的系统训练和长年的实战积累，能够拥有较长的职业生涯。就像在足球比赛中，经验丰富的门将年龄往往集中在28岁到32岁。
中新社记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电竞专业，该专业学什么？就业前景如何？
陈京炜：电竞是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可以分上游、中游、下游。上游主要集中在游戏研发；中游包括赛事组织、运营和导编播；下游直接面向受众，包括竞技员、俱乐部、解说等。虽然不同学校对培养方向和细分领域的选择会有所侧重，但都集中在培养上游和中游的电竞专业人才上，倾向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电竞行业市场不断发展，对人才有了更多需求。电竞爱好者在考虑从事该行业之前可以先做一些了解和试练，不论是做竞技员，还是投身到上游或中游的产业中，我认为都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电竞专业学什么来源：中国新闻网
一方屏幕，如何助力青年交流？
中新社记者：电子竞技行业的强劲发展拓宽了各国青年文体活动的空间与边界，您认为如何通过电竞推动中外青年人文交流？
shad0w：电竞是一门新兴的“世界语言”，在电竞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相互理解、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大家在虚拟世界的交流中，展现出各自文化DNA中的修养和底蕴。
陈京炜：人们习惯崇拜自己擅长领域中的佼佼者，电竞领域也不例外。作为电竞文化的直接载体，电竞选手呈现的永不服输的意志、日渐精进的专业技能、面对挑战的不骄不躁让我们自豪。这些闪光点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代名词，也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吸引着全球电竞参与者的目光，让更多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中新社记者：很多中外青年通过电竞结下友谊，您会向海外青年推荐哪个游戏角色？
久诚：我会推荐《王者荣耀》中的武圣关羽，这是以三国蜀汉名将为原型的战士型英雄角色。青龙偃月刀、赤兔马等中国元素融入其中，海外玩家会有不一样的游戏体验。可以说电竞正以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国风魅力，将中华武侠文化中的义薄云天和忠肝义胆展现给世界。
中新社记者：中国电竞市场现状如何？推动中国电竞产业发展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陈京炜：作为新兴产业，电竞市场的发展既需要从国家层面对从业者劳动强度、风险规避、利益分配等方面的调控；又需要民间组织对行业规则、人才培养、中外交流的推动。
李杰：当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竞市场，相关政策正逐步完善，未来还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推动该产业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可以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制造。中国电竞需要中国元素，只有拥有自主研发的游戏IP，才会在电竞市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第二，重视电竞人才培养。作为电竞市场的核心发展力，优秀的电竞人才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的中国青年形象。
第三，多角度深挖电竞产业。数字经济环境下，电竞产品的多元化属性可以提供更多商业模式，助力中国电竞产业良性发展。
第四，培育电竞行业的社会责任感。近年来，游戏防沉迷成为热点话题，电竞选手的心理、生理健康也引得各界关注，电竞从业者应勇担责任，彰显“智慧体育”“电竞运动”的价值和生命力。
第五，丰富电竞赛事体系，打造全球化的电竞平台。电竞产业应在实现内循环的同时与外循环对接，为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添砖加瓦。(完)
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代文物石锄。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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